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

　　“中央银行体系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一个好的中央银行体系的运行，可以为整个金融领域的治理奠定良好基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此次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规范管理、提高宏观调控效果乃至国家治理都有着重要意义。

　　他表示，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以来，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提升到新高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完善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任务。”曾刚说。

　　他认为，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础。“经济发展需要货币供给的相应增长，而基础货币是整个信用的基础。”

　　曾刚表示，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2004年至2014年，外汇占款是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而后随着外汇流入的减少，外汇占款呈下降趋势。人民银行开始通过定向降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

　　“过去以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中国作为独立大国的中央银行政策容易受到外部影响。而再贷款、流动性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很难构成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曾刚说，各国基础货币供给的差异很大，有的国家以再贷款为主，有的国家是以政府信用国债作为货币供给的主要机制。当下，我国要探讨长期的基础货币供给机制，既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必须可控、独立，受外部影响较小。

　　曾刚认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更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个现代的中央银行的调控体系，有赖于市场传导机制的不断完善。”曾刚说，为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市场利率降低的同时，资产端银行的贷款率利率较难降下去，这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有很大关系。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畅涉及到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市场化主体的改革。金融机构改革进一步推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竞争中性，让其对利率敏感性更高，这些改革将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创造更好的环境。”

　　他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还需完善政策工具，提高调控效率。过去一段时间，央行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工具，推出多种新型的流动性管理工具，结构性调控的能力提升，更精准地满足实体经济需要。

　　曾刚认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还要更好地发挥央行对金融稳定的作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需要一套新的宏观审慎评估和管理框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与传统的货币政策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传统货币政策的目的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防范风险，两者长期是统一的，但短期的工具使用是有差异的。”

　　“总体来说，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宏观调控效果和效率，稳定经济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风险底线，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曾刚说。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