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秦文珊

今天距离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去世整一周年。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判处死刑，从一名普通工人到杀人凶手，从被捕到枪决，生死之隔，聂树斌只经历了217天。聂树斌的死给聂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身心俱垮，全身多处偏瘫，他一心求死，吞下一整瓶安眠药，昏迷几天后才抢救回来，拐杖成为他的第三条腿。聂家人总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二十年间，他们需要承受来自乡邻的嘲讽，乡邻经常拿聂树斌的例子来教育小孩子，说“你不听话就像聂树斌一样、被抓去枪决。”说者无心、听者扎心。女儿聂树惠回忆道，父母明显可见的老去，白发一茬接一茬往外冒，遮都遮不住，脸上的老年斑越来越明显，父亲佝偻着背，行动更缓慢了，“希望燃起又破灭，反复煎熬着，整个人看着都没劲儿。”2016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作出了《聂树斌故意杀人罪一案再审刑事判决书》，判决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聂学生与女儿聂树惠抱头痛哭，二十多年堵在心口的石头落地了。该怎样来形容聂父聂母这二十多年来的心情呢，“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案子平反后，聂父也乐于见人说话了，精神越来越好，他跟邻居说，原先觉得自己是个废人，现在腰杆子能听挺起来了。聂父聂母因为儿子的事20多年没正经过个除夕夜，案子平反后的第一年，也终于过了个像样的除夕。聂学生去世前曾经跟老伴说道，“现在吃的穿的都有，我再没什么遗憾了，就是我走的时候，你记着把树斌的判决书给我带一份。我拿着到地底下了好向人解释，咱儿这一辈都清清白白。”

虽然迟到的正义终究是到了，但是因冤错而逝的生命也是回不来了。因为错判导致一个家庭承受的各种伤痛，聂父聂母为此半生奔劳也是事实。冤家错案的发生固然有时代背景、侦破手段的限制以及立法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办案人员的司法态度也是案子的关键，卷宗装订不规范、现场笔录错误、死刑日期存疑等问题都与技术和法律无关，却与态度有关。如果没有正确的司法理念和负责任的态度，再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严谨的立法都是枉然。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真凶”王书金出现，自愿供认杀害康某隐秘细节，引发舆论热议，但王树斌案件的复查却没有有效推进。《聂树斌案：寻找真相二十年》中提到：“真凶”王书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检方未起诉他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一起奸杀案”，要求为聂树斌洗清污名。然而，河北高院对王金书一案一直搁置，等2013年再次审理时，出现了司法史上罕见的一幕：被告人费尽心力要求追究他未被追究的犯罪，检察官却千方百计证明那不是被告人所为。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司法人员没有本着负责任、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本案，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是对司法正义的不负责！聂树斌执行死刑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家属，而是聂父一如既往地给孩子送衣服时才被告知已经执行死刑，后来聂父聂母多年奔波上诉却一直得不到公正的判决，这些都不是法律问题，但是这些却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

法律条文呈现于白纸之上，它们肃然、冰冷、没有人情，但是司法是否可以赋予它们人性的温度呢？秉持对人民的尊重、对生命的负责来办理案件是不是更容易实现司法正义最大化、更容易树立社会公众对司法正义和依法治国的长久信心？刑罚存在的最终目的是守护公民的生命，倘若丧失了对人权的敬畏、对程序的恪守、对生命的负责，那么刑罚的存在很有可能成为每个公民的噩梦。我们能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让冤假错案不再发生，让正义不再迟到，“泉下销骨、人间白头”的悲剧不再出现。

中国的司法一直在进步，但还是要走的路还很长。“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的使命和追求，只有通过对每一个个案的公平公正审判，才能真正检验司法正义的应有成色。二十年时光蜿蜒流过，随之进步的还有我们的法治文明程度。聂树斌案再审无罪，一方面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司法机关直面错案疑案、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定决心以及重塑司法公信力的信心。司法系统须秉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审理每个案件，才能坚定公众对法治的基本信仰，才能有效提升司法的公信权威，最终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