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发起旨在抗战救亡的新启蒙运动。尽管这一运动以明显的“反封建”诉求为标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猛烈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伦理的同时却并不一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指出其中既有应坚决摒弃的糟粕，也包含着应当继承和发扬的“有用的精粹”。此时他们对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华的强调、对建设“爱国主义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追求，开始显现出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识，对于唤起中国民众的文化自尊和自信，重建文化主体性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新启蒙运动；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
新启蒙运动是在1936年由艾思奇、柳湜、何干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左翼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救亡运动。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在对中国的侵略中企图利用封建糟粕在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的行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新启蒙运动要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进行彻底的批判，要反对复古、独断、盲从、迷信，同时还要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在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指出，旧文化中既有糟粕，但也包含着应当继承和发扬的“有用的精粹”“好的传统”。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华的强调、对建设“爱国主义的”现代新文化的追求，开始显现出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识，对于唤起中华民众的文化自尊和自信，重建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日渐衰微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后续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成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新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对现代新文化的探索，对于新时代的文化实践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新启蒙运动的核心指向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步步升级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武力侵占中国的领土，还在侵占区推行殖民教育，宣扬奴化思想，企图在思想上奴役中国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他们积极推崇中国封建旧文化中的糟粕以粉饰其侵略行为，冀图利用中国旧文化中宣扬盲从和迷信的思想来麻痹中国民众。而此时中国的复古者却还掀起封建复古逆流，鼓吹要恢复旧道德，才能抵御外辱；宣扬要盲从权威和迷信独断，才能救中国。面对敌人猛烈的军事和文化进攻，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发起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反对侵略奴役、反对封建旧礼教、反对复古、独断、盲从、迷信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此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封建旧制度和旧文化、反对迷信权威、反对盲从独断、介绍新的科学思想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功绩，但是它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建设新的文化只是取得零碎的成绩，而且只保存在少数人那里，并未建立起大众的文化；封建思想仍然并存下来，并被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思想奴役所利用。在他们看来，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将广大民众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蒙昧生活中唤醒起来，使得广大民众过着有文化、有理想、光明的、独立的精神生活，唤起并推动广大民众共同抗敌救亡。由此他们指出，新启蒙运动的具体任务既包括对中国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批判，揭露帝国主义在
中国的文化侵略以及如何将中国旧礼教旧道德用作麻痹中国人民的工具，还要建立中国的现代新文化。
虽然新启蒙运动接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但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新文化，不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主将们所向往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他们指出，新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首先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依归的，因而新文化的首要特征是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文化思想上的民主主义也是新文化的重要特征，宣扬盲从权威和迷信独断是封建思想文化的特征，而思想文化上的民主主义则主张人们应该有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五四旧启蒙运动的教训时还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也是打破封建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但其广泛性有限，没有努力在广泛的民众中去建立新文化，广大民众的生活仍深受封建思想文化的支配。在他们看来，文化运动是配合着中国抗敌救国实践的需要，而当时中国抗敌救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唤起民众”。因而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就是要建立大众的新文化，在当时中国亟需发动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背景下，文化的大众化对唤起和推动全国民众共同抗敌救亡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论述中，爱国主义的、民主的、大众的，是
中国现代新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分析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
对于实现新启蒙运动任务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也作了深入的探索和论述。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他们指出，新哲学者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的应用应是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动的逻辑”指的是唯物辩证法，以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瞿秋白对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介为开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到三十年代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传播和研究唯物辩证法的热潮。特别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思想界由“唯物辩证法论战”进一步扩展开来的哲学论战中，“新哲学者”也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当时中国思想界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有力地反驳和回应了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的质疑和误解，也展示了“新哲学”的理论力量。因而，在这一时期对新启蒙运动的倡导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强调“新哲学”特别是“动的逻辑”在运动中的具体运用。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哲学不是莫测高深的冥想，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方法与行动方法。哲学虽是一种方法，但我们不能单单记着几个死的公式，就可以观察或预见一切事物，可以应对或改造环境，而必须把这一方法或大道理，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各方面。”[1]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对于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有待运用包含着“动的逻辑”的“新哲学”进行系统和深刻的批判，以揭示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被用作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如何被帝国主义者和卖国贼用作奴役中国人民意识的工具。
正是基于对“新哲学”的运用，中国共产党人揭示了旧启蒙运动没有能够建立起中国新文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旧启蒙运动没有在政治经济方面获得稳固基础。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文化上的救亡，但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文化救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认识到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真正关系，认识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同时它也要在政治经济上起反作用”[2]。柳湜指出，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文化上层建筑之间有相互影响，并且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意味着文化也可以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文化运动是为配合社会政治、经济的要求而发生的，文化运动并不能代替社会的政治、经济斗争，而要与政治、经济斗争相结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上的救亡，是当时中国社会抗日救亡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运用新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分析
以“新哲学”为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旧思想旧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深刻地分析了应当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中国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艾思奇指出，反封建仍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任务，但是新启蒙运动反对封建旧文化，并不像五四时代专为“打倒”一切传统，而是在坚决地摒弃旧文化中有毒渣滓的同时，还要吸收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可以看到，此时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一概地否认中国既有文化，而是对其予以辩证的分析，认为其中既有应抛弃的糟粕，但是也包含着“有用的精粹”，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好的传统”。
对于哪些是应当坚决抛弃的糟粕，共产党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明。艾思奇指出，“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也就是反对那种使大众愚蒙的，只当作少数特殊人物的装饰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独断、迷信、吃人的不合理的教条，充满了这整个的旧文化的内容。”[3]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旧道德旧礼教要求被统治者盲目地、绝对地顺从和服从，就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为了维护王权、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新启蒙运动要向那虚伪的旧道德旧礼教宣战，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宣扬维护专制统治者利益的愚忠、愚孝、愚节、愚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也指出，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提倡复古尊孔、宣扬礼教的根本目的不是所谓的要为中国保持“国粹”，而是要利用中国旧文化中那些要求民众“盲从权威”和“迷信独断”的糟粕来麻痹、奴役和统治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还指出，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些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在抗战实践中应当予以阐扬，“选拔旧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识的要素，发展它”[4]，比如孔子思想中包含的“爱国”思想、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强调的奋斗精神等都是在中国的民族救亡背景下有必要加以发扬的。
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中国既有文化中有应当抛弃的糟粕，也有应当保存和发扬的精华；他们同时也明确认识到，中国文化建设并不能仅仅只停留于保存这些精华，因为中国需要建设现代新文化，在接受和发扬
中国既有文化中的精华的同时，还要接受和吸收世界一切最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扬弃旧的文化，接受新的文化，应用最新的文化成果来整理批判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同时又发扬光大新文化体系。这是创造中国新文化，同时又创造世界新文化的模范。”[5]
四、贡献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将他们发起的这一运动称为“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可以看到，相较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对新启蒙运动所要建立的中国新文化、对这一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观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源于现实的救亡要求，更来自于长期探索实践中认识的深化，来自不断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并运用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6]。新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强调、对建设“爱国主义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追求，已有初步的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识，对于唤起
中华民众的文化自尊和自信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后续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成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新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探索，对于新时代的文化实践也有重要的启示。正如吕振羽在1940年总结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时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其所以获得一定的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南针的指引、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和文化战士们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付出巨大劳动的结果。”[7]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进行文化探索，这是中国新文化建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障。坚守文化主体性，既要防止历史虚无主义截然割断传统的错误，也要防范文化复古主义固守糟粕拒绝革新的错误；要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让文化建设扎根大众、服务大众；要不断推动“两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铸就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参考文献：
[1]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2页。
[2]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3]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
[4]柳湜：《柳湜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21页。
[5]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9页。
[6]《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60页。
[7]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3页。
项目编号：国社科项目（21BKS127）
（作者：李白鹤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