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正德”思想探析
？聂丛
摘要：《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是中国古代的为政教科书，其“正德厚生”思想闪耀着德政与爱民的光辉。本文试图探析政德建设视域下上古至春秋中期统治者如何通过“正己之德”以行德政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尚书》 正德 勤政 廉政 自我革新
《尚书》作为“上古帝王之书”，是我国古代王朝治理的最高原则和典范。其现传版本全书五十三篇，“正德”一词于文，便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的治国三要务：“正德、利用、厚生”；于物，“正德”最早见于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凡此“文”“物”是中华民族正德恤民的德治观的有力见证，表现出自上古起历代明君贤臣通过正己之德提高安民之道、养民之能，以求国祚昌平、社稷永续的治世路径。《尚书》对明君贤臣最基本的德性要求集中体现在《大禹谟》：“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即勤、俭、谦及省。
一、勤以立德
《周官》载“业广惟勤”。上古尧舜禹至商周君王认为，勤政关乎“天命”永续与皇权永固，直接体现君王资格及存在价值，是君王“正德”的核心任务。
（一）敬民——“皇自敬德”
《蔡仲之命》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是商周君王永续“天命”的唯一坚守。那何为“德”？《武成》篇周武王感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众是上天的眼睛与耳朵，民意即“天命”。但“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故君王“惠”民则得“民心”，则顺民意，则得“天命”。可见，“敬天保民”即为“德”，是为政以德的核心目标；“以德配天”则为策，是商周君王永葆“天命”的不二选择，是君王为政的基本条件。
“敬”是《尚书》高频词汇，《尚书》反复强调勤政要从对民有敬畏之心开始，以《周书》为甚。《君奭》篇周公言于召公“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上天一时真诚辅助恐不长久。这种“天命转移”的历史观让周朝统治者“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君牙》），“天命无常”的忧惧成为他们“敬天”先“敬民”的最底层动力。一是“敬”民生艰难。《无逸》篇周公训诫成王“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同《康诰》篇教导康叔“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要如关照婴孩般使民安康。二是“敬”民怨意见。《君牙》篇云“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无逸》篇云“‘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对于民众抱怨，君王不但不怒，还先恭敬认错、按章办事，从自身察省为政得失；《胤征》篇更讲“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周朝设置专职民情使臣以木击铃，沿街宣布政令，提前主动征集民怨民意。《尚书》不断提醒为政者，只有先心理上“敬民”，才能锚正行动之方向。
（二）立志——“功崇惟志”
《周官》有言“功崇惟志”，《尚书》中明君自我要求与贤相勉励幼主常以历代圣王为榜样。《夏书》中，启之子尊称禹“皇祖”“明明我祖”，奉禹训为圭臬；《商书》中，伊尹劝诫太甲修德看齐商汤：“王懋乃德，视乃厥祖，无时豫怠”；《周书》中，周穆王勉励君牙“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厥缺，对扬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宜承文武二王之伟烈，启后世子孙于正道。可见，《尚书》处处流露祖先崇拜，即立志以祖先伟业与德性为目标，此皆明君对自身政德与政绩的最高理想与至上追求。
（三）无怠——“克勤无怠”
《皋陶谟》记大禹新婚三天出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即使启刚出生哭声入耳也不回见，尽以全力治理水土；《太甲上》载商汤“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每早天未亮便坐起思虑政务；《无逸》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从早到晚忙至无暇进食，只为万民生活安乐。夏之于禹、商之于汤、周之于文王都被时人奉为先祖圣王与立志目标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康诰》解释“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以文王为例，如此勤奋德性令上帝大悦，才予其“天命”灭商建周。上古至春秋君王认为，是否懈怠政务关乎能否长葆“天命”，故君主为政兴邦必勤奋不怠。
（四）无逸——“克勤小物”
《尚书》中“无逸”不只作为怠政对立面出现，反而是其极力强调的作风问题。《夏书·五子之歌》载禹对后代训诫“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商书·太甲中》记伊尹谆谆教诲“王懋乃德，视乃厥祖，无时豫怠”，看齐先祖，绝不能贪图安逸。《周书》甚至用《无逸》《酒诰》和《旅獒》三篇文章专门警告君王逸乐亡国。《史记·周鲁公世家》有记，周公担忧成王年长后“有所淫佚”，特作《无逸》勉其身居高位，莫荒于逸乐。《无逸》云“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如此劝诫行文颇多，苦口婆心。因逸乐无度常为失德失政之始。其祸害如温水煮青蛙般不易察觉，但时弊巨大且后患无穷。《毕命》有言“惟公懋德，克勤小物”。故君主立德须于小处踏实做起，时刻警惕逸乐之祸，“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二、谦以修德
《大禹谟》载“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谦虚以顺天道，这是虞夏先贤的智慧。谦之德体现君王的精神品格，反映其内在修养，是廉政的内象。
《尚书》处处强调敬畏之心。对人心怀敬畏，才不骄傲自满，这是任何好开端的前提。故君王虽至高无上，《周官》仍言“位不期骄”，君王要谦虚以修德。一于己，“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说命下》），心有谦卑才肯虚心学习，时时努力修养德性；二于臣，“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旅獒》），修养谦德才不轻视臣子，率领众人尽心政务；三于民，“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旅獒》），虚怀若谷才不轻视底层群众，感召他们尽力劳作。连周文王与其父王季都“克自抑畏”“卑服”（《无逸》），亲自同百姓修路种田做最底层劳务，惟其如此，才成为历代君王效仿的典范。
三、俭以养德
“恭俭惟德，无载尔伪。”《周官》中成王慨叹要恭行节俭以养美德。俭之德体现君王物质态度，是其内在修养的外显，是廉政的外现。
唯心存谦之德才能常怀敬畏，对外物心有敬畏才能杜绝奢靡与欲壑，于行动则外现为“俭”，这是廉洁品德的内在基础。可见，谦、俭、廉互为表里、相互贯通，俭之德更是联通谦与廉的核心。“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太甲上），《尚书》对君王俭之德要求很高。《无逸》载“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酒诰》云“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可见，上到举国赋税，下到一粒粮食，臣民及后代子孙都须谨慎思忖、倍加珍惜。因为在《尚书》政德思想视域下，“俭”不仅关乎一时，且“敝化奢丽，万世同流”（《毕命》），决不能破“俭”之堤，以防后代物欲之洪流由此而起、重蹈殷商覆辙，“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毕命》）。为防殷商恶果，君王须“俭”以养德，从褪下华服之类琐事做起，防微杜渐。
四、新以成德
“新”指自我革新之德，即自省，是君王成就政德的长远保障。
《咸有一德》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伊尹告老还乡前万般叮嘱太甲，保持纯正德性须天天更新品德。《说命上》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武丁要求丞相傅说每天早晚都教导他提高德性。为什么强调“每天”修德呢？《仲虺之诰》记贤相仲虺告诫商汤“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因为君王惟有每天更新品德，才能受诸侯钦佩；否则懈于自满自夸，即使同族之人也会远去。故“德”成于日积月累，成于自我革新。
《尚书》“正德”思想以“保民”为本，以“勤政”为基，以“廉政”为先，以“自省”为要，实现了短期目标达成与长期薪火传承的辩证统一。
（作者单位：中共高青县委党校）